映象新闻

主要包括：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化。

推动市场监管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转变，形成市场监管的法律框架：研究出台综合性的《市场监管法》，强化市场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正确理解这一重大举措的战略意义，探究实现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社会各界的共同任务。这就需要依法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定型化、制度化。这就需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及时地把党的主张上升到宪法和法律层面，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中的最高原则，以严格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例如：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抓紧落实5年规划，以把法治建设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为重点，加快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党内法规建设与国家法治体系建设的有机统一、良性互动，实现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法治化、现代化。完善社区自治法规条例，加快推动地方政府将更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下放到社区，推动农村社区化改造，把社区打造为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利益表达、利益协商、社会沟通、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

从实践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退场是一种政治技艺 搁置投票之后，即使在占中内部亦出现了退场端倪。

占中派实际表现出只知进、不知退的广场幼稚病，对警方正常执法与法庭禁制令置若罔闻，甚至制造和引导一种法治低于民主的价值假象，诱导青少年和一般市民放弃法治信仰。尽管现代性的普适价值在不同社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基于历史、制度和价值偏好必有所侧重，香港社会对法治的倚重和守护是其现代精神的本质，理想民主必须在这一前提下才可循序渐进获得进展并被兼容入核心价值序列。而这才是香港社会真正的软实力所在。四点倡议既是政府关于二次政改咨询的基本框架与方法，亦可视为占中运动实际成果的重要体现。

至于学联方面最新要求，即港府民情报告若不包含撤回人大决定请求，则希望与总理直接对话，是对基本法秩序与港府宪制责任的藐视，亦是无视人大决定高于行政权的国家宪制安排。10月28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就占中派集体违抗法庭禁制令行为发表最强硬声明，表示法治必遭侵蚀和极度忧虑。

港大政治学教授陈祖为呼吁学生及时撤离退场，并认为退场不是失败。占中三子中的戴耀廷、陈健民已决定回校复教，将广场事务悉数转交给学联。占中抗命行动是在核心价值上冒险，意图将普选式民主升格为香港首要核心价值，甚至不惜违反基本法秩序。        面对第一核心价值法治的巨大压力，占中可以体面地以共同守护法治的名义退场，这恰恰不是运动的失败，而是运动的力量所在，因为力量在于分寸。

学联要直接面对的不是总理，而是代表国家法治权威的基本法和人大系列决定，若错置对象，误解程序，反法治而求人治，以法不责众心理和民主无罪意识快意恩仇，则于香港政改和民主前途有害无益。不过，若操作不当，只知对抗，不知妥协，则可能鸡飞蛋打，如大律师公会转引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所言，一味理想化对抗的结果是蛋碎了，却忘记了做蛋饼的初衷。此番搁置广场投票有多重原因：第一，形式过于激进且不具有真正的社会代表性，往往局限于广场人群和暂时政治激情，如有3万人投票，也仅仅代表3万人，无法成为港人意志。更可警惕者，是青年学生的政治取态，比如港大学生会会刊《学苑》今年连续推出民主独立专刊，炮制香港民族论，沙盘推演港独模型与路径，城大学生会会刊《城大月报》今年10月号封底列出了港独的32个具体愿景，包括《光辉岁月》成为国歌，中环成为首都，加入南海主权声索等

因此，无论文字表述如何，只要强调依法治国，就必须要全面实施宪法。成文宪法的文本空间、价值空间和解释空间非常大。

然而，回归并不等于没有发展。近几年 法治地方化、法治部门化、法治工具化、法治人治化有所体现，国家法治的碎片化正割裂着国家法治精神的命脉。

用中国概念来表述法治时，必然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是中国概念的完整表述，也是国家统一体的现实和未来法治凝聚力的表明。在目前法治发展的战略和道路选择上，我们应该要让宪法更加稳定。从2004年修宪以后，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国家治理的理念、社会的法治观、个体权利和人性保护、公权力的约束，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它毕竟不是法律命题，也不具有规范的依据，自然对国家生活的约束力是有限的，也不能夸大其界限与功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全面实施宪法。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法治中国、法治国家 和依法治国这些概念？ 韩大元：法治中国是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而法治国家是宪法规定的法律概念，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的基本方略。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关于怎么理解和怎么解释宪法的问题。可以说，目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均应以宪法规范、宪法立场和宪法语言为依据，在宪法框架下寻找共识。

关键要处理好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不能把党的政策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一出现规范和现实存在冲突就修改宪法。

四中全会后，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将看到宪法对社会发展和国家生活的价值。在改革和法律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法律的基本立场，党的领导、党的生活、党的权威都必须符合宪法法律的要求。

因此，准确地说，82宪法是对54宪法的继承，同时也是对54宪法的重要发展。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套规范体系，那就是宪法法律体系。一般公民可以提出违宪违法的建议权。宪法权威不等于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宪法保障制度是多样化的，根本在于执政党对宪法功能和价值的认同。

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宪法也需要通过解释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以纠正规范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有宪法法院的埃及、泰国，反而没有稳定的宪法秩序，政局动荡。

这十年，人们对宪法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认同都有很大提高。宪法没有权威，背后是对宪法价值的疑虑甚至否定。

其次，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上，54宪法更加强调国家的存在，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而没有个体意义上的权利观念。如果宪法有权威，则一个国家政局的变动，权力的更迭，都将会依法进行。

记者：从宪法文本来说，有观点认为82宪法很大程度上是对54宪法的回归。纵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项改革，都涉及合宪性的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空间都蕴含在宪法框架之中。有些地方将总书记的话解释为，非重大改革、一般的改革可以突破法律界限。不能在考量国家生活时用法治思维，而考量党内生活时用非法治思维，造成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割裂。

第三，82宪法基于对文革教训的反思，增加了许多保护基本权利的条款，并且调整了国家机构和公民权利在宪法中的次序。宪法权威的树立并不在于是否存在某些特定制度。

因为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没有比宪法更高的规范，宪法第五条规定，任何政党、国家机关和个人都要遵守宪法。所以从宪法工具论转向宪法价值论，是树立宪法权威的深层次要求。

法治政府首先要坚守合法性的底线。人民民主专政合法性来自宪法，制度根源来自宪法，其含义也需要在宪法体系中才能确定。